扶乩操作方法、文献记载、历史发展、主要用途(3)

春胜子

扶乩的

主要用途

示题

古代学子以乩仙示题。《子不语》卷二十一记载了二桩偶合之事:“康熙戊辰会试,举子求乩仙示题,乩仙书‘不知’二字。举子再拜,求曰:‘岂有神仙而不知之理?’乩仙乃大书曰:‘不知不知又不知。’众人大笑,以仙为无知也,是科题乃‘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’三节。又甲午试前,秀才求乩仙示题,仙书‘不可语’三字。众秀才若求不已,乃书曰:‘正在不可语上。’众愈不解,再求仙明示之,仙书一‘署’字,再叩之,则不应矣。已而题是‘知之者不如好之者’一章。”乩仙的手法很模糊,这是其高明处。学子很会联想,以“不知”为“不知命”,以“不可语”为“不如好之”,“署”是四个“者”,这些都与考题应验了。如果实在应验不上,乩仙说的“不知”、“不可语”也算是实话。

前程

学子还以扶乩问前程。《阅微草堂笔记》卷四记载:“姚安公未第时,遇扶乩者,问有无功名。判曰:‘前程万里。’又问登第当在何年。判曰:‘登第却须候一万年。’意谓或当由别途进身。及癸巳万寿恩科登第,方司万年之说。后官云南姚安府知府,乞养归,遂未再出,并前程万里之说变验。”乩仙说:“万年。”可以作多种解释,遥远无期;此途不能;万岁(皇帝)开恩之时,因此求仙者必然可以与其中的一种解释巧合。纪昀对这个故事论述说:“大抵幻术多手法捷巧……所谓鬼不自灵待人而灵也。蓍龟本枯草朽甲,而能知人吉凶,亦待人而灵耳。”

处世

扶乩还教人们如何处世,戒贪、克淫,以谨慎行事。《阅微草堂笔记》卷十记载:“海宁陈文勤公言:昔在人家遇扶乩,降坛者安溪李文贞公也。公拜问涉世之道,文贞判曰:‘得意时毋太快意,失意时毋太快口,则永保终吉。’公终身诵之。”由此可见,扶乩有时并不全是迷信。扶乩在明代最流行。《山西通志》记载:“太原府纯阳宫在贡院东天衢,明万历年建。凡起造规划,偕仙乩布置。内八封楼、降笔楼,亭洞幽雅,俱非人思意所及。即对额皆乩笔所题,碑记乃李太白乩笔也。用醉翁亭体,文甚奇俊。”乩仙成了建筑师,李白成了乩仙,亭宇成了扶乩的产物。

官场

扶乩术受到统治者青睐。明宪宗时,李孜省为了拉拢势力,通过乩仙说江西人赤心报国,启用了一大批亲信,顾王工以扶乩累官至太常少卿。

扶乩术用于官场上的明争暗斗。《明史·蓝道行传》记载:蓝道行以扶乩术得幸,他为了搞垮政敌严嵩,“乩仙言嵩奸罪”,世宗于是遣放了严嵩。严嵩就与道士田玉勾结,田玉擅长扶乩术,诬蓝道行,蓝道行下狱死。另一个大臣徐阶极力反对扶乩术,他对世宗说:“扶乩之术,惟中外交通,间有验者,否则茫然不知。今宫孽已失,仅非道行所致。且用此辈。孽未心消。小人无赖,宜治以法。”后来,世宗杀了田玉等人。明俞如楫的《礼部志稿》载有马文升《复奏四事疏》:“宜令各该巡城监察御史及五城兵马司并锦衣卫巡捕官逐一搜访,但有扶乩祷圣驱雷唤雨捉鬼耳报,一切邪术人等及无名之人,俱限一月内尽逐出京。”可见,扶战术已经对社会发生很大危害,不然,马文升怎么会如此郑重地上疏?

清代有扶乩世家,以扶乩为业。《子不语》卷二十二记载:“乾隆丙午,严道甫客中州,有仙降乩巩县刘氏,自称雁门田颖,诗文字画皆可观,并能代请古时名人,如韩、柳、欧阳、苏来降。刘氏云:‘有坛设其家,已数载矣。’中州仕宦者,感敬中信之。”

扶乩地点

扶箕的地点可以是庙宇,也可以是家中,清中叶名臣叶名琛之父叶志诜笃信道教,爱好扶乩,叶名琛特建长春仙馆(今广州应元路市二中附近),供奉着吕洞宾、李太白二仙,事无大小都要问于乩手。第一次英法联军之役叶名琛亲自扶乩,得吕洞宾语“十五日后便无事”,因此既不与联军交涉,也不防守,最后战败被俘,时人讥之“六不总督”。箕仙不单预告事情,更能与文人对唱。近代文学家巴金在《家》《春》《秋》中写道:“觉新由于思念亡妻作扶乩,所思之事得以慰藉。如今扶乩已近失传。”

扶乩也有预言国家大事的,例如光绪三十年正月初七,在燕京西山碧云寺旁高静涵居士家中,天台步虚祖师(隋代高僧)的飞鸾训文,预言中国的百年大事,从光绪帝的死期(云暗暗,雾愁愁,龙归泥土塑猕猴),宣统帝的三岁即位(三岁孩童三载福),大清的灭亡(月中无主水空流,万顷烟波一旦收),以及孙文,袁世凯,蒋中正,毛泽东,朱德等等的相继登上中国历史舞台,一直到近代(四海水中皆赤色,白骨如丘满岗陵,相将玉兔渐东升),并且预言未来的中国将会有圣君出现,首都将会在南京(南朝金粉太平春,万里山河处处青)。

扶箕形式分为两种,分别是单人箕及双人箕。扶乩盛行于现代某些民间道教与一贯道团体。扶乩目前主要在台湾、香港等地的道观中仍旧存在和活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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