浙江义乌中国维摩禅祖师傅大士

傅大士(497—569)，姓傅名翕，字玄风，号善慧。《续高僧传》称傅弘，又称善慧大士、鱼行大士、双林大士、东阳大士、乌伤居士。东阳郡乌伤县(今浙江义乌)人。南朝梁代禅宗著名之尊宿，义乌双林寺始祖，中国维摩禅祖师，与达摩、志公共称梁代三大士。

傅大士一生未曾出家，而以居士身份修行佛道。

松山结庵修行

六朝时期国家南北分裂，生活在那个时代，人们过着生死无常的恶梦般的生活，于是佛教的神不灭论和因果报应学说就在各地盛行起来，连皇帝也信奉佛教。傅大士就在这个时代应运而生。

傅大士的父亲叫傅宣慈，母亲姓王。他16岁娶妻，名叫留妙光。生了二个儿子，一个叫普建，一个叫普成。

傅大士年轻的时候，常去捕鱼，捕到鱼后，每次都要把装鱼的竹笼沉到水下，使这些鱼有自由离去的机会。他想鱼儿能游出的都游出去，留着不去的才算是因果所致。因此人们讥笑他是愚人。

傅大士画像

梁武帝普通元年(520)，傅大士24岁。有一天，他在稽亭塘边捕鱼，来了一位头陀，名叫达摩，印度人，从高山而来，人们叫他嵩头陀。他指点傅翁，使他顿悟前缘，投身佛门。因问修道之地，嵩头陀指了指松山下双寿树说：“此可矣!”过后，傅大士就来此结庵修行，这就是以后的双林寺。

松山又叫云黄山，在今佛堂镇东部，周围30里，画溪环山而过。傅大士偕同妻子留妙光在此躬耕而居，过着农禅的生活。有时还给别人打工。他就这样，白天劳作，晚上修学，勤奋过日子。并以救度众生为己任。有一次，有人来偷他所种的瓜果，大士非但没有加以责怪，反而给他装满了一篮子，叫他拿回家去，表现出大慈大悲的情怀。

他这样苦行修身了七年，渐渐地便有许多乡里人前来顶礼膜拜，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影响。后来傅大士的灵异事迹愈来愈多，愈传愈广，大家都认为他是弥勒化身，是十地菩萨。

双林寺傅大士塑像

三次进京见梁武帝

傅大士经过十年的修道和弘法，形成中国式大乘佛教的基本理论，还聚集了一批能以生命殉道的信徒，一时人才济济。但双林寺地处偏僻，虽然“门徒肃肃，学侣诜诜”，惟行化一方，法不广被。必须感动人皇和京城的贵族官员，才能将他的教法普及开来，达到“通被慈悲，义无偏党”的效果。

其时，梁武帝宣扬佛教，京城高僧云集。但是朝野对傅大士是很不理解的，认为他是一个“白衣人”，有的看他不起，也有妒恨他的。不过他的弟子，如慧集、傅普愍等，都是狂热的宗教信徒，他们立下誓愿：“若大士道法不弘，各随苦行。”到了梁武帝中大通六年(534)正月二十八日，傅大士认为进京弘法的时机已经成熟，就写了一道奏折，遣弟子傅旺入都致书梁高祖武皇帝。原文是：

双林树下当未解脱善慧大士，白国主救世菩萨，今条上中下善，希能受持。其上善，以虚怀为本，不著为宗，无相为因，涅盘为果；其中善，以治身为本，治国为宗，天上人间，果报安乐；其下善，以护养众生，胜残去杀，吾令百姓俱禀六斋。

同年(534)十二月十九日，傅大土第一次到达京都蒋山。他和梁武帝第一次接触，即谈得很投机。梁武帝还招待他吃饭，叫他住同泰寺，后徙钟山定林寺，并供给膳宿诸般费用。从此，“京洛名僧，学徒云聚，莫不提函负帙，问慧咨禅。”大士本人则“居明高松，卧依盘石，于四彻之中，恒泫(流)甘露；六旬之内常雨天华。”大家都认为他是神仙下界。

大同元年(535)正月，武帝幸华林园重云殿开法会，自讲三慧般若经。于时王侯满筵，公卿连席。皇帝专为傅大士独设一榻，以大士绝世通人，故加殊礼。不一会，皇帝来了，王公大臣都去迎接圣驾，只有傅大士一人坐着不动。

傅大士不臣天子、不友诸候，非但没有引起梁武帝的不满，反而更受尊敬。这次讲席既散，皇帝赐之水火珠一枚，直径达一寸多，珠圆明洞澈。皇帝体察大士住在山里水火难至，故以此珠赐之，取水火于日月之意。

傅大士塑像

这次法会之后，梁武帝又于寿光殿单独宴请大士开讲玄妙的理论，整整谈了一天。

有一次，梁武帝请大士讲《金刚经》，才升座，大士抚尺挥案，一敲便下座。皇帝给他弄呆了。在旁边的志公问陛下“会么?”帝曰：“不会。”志公就宣布：“大士讲经已经完毕。”再请讲，大士索拍板升座，唱四十九颂便去。后人苏东坡写的傅大士赞：“善慧执板，南泉作舞，借我们槌，为君打鼓。”讲的就是这码事。

志公和傅大士是同时代人物，但志公比傅大士年长，而且声望之隆，在傅大士之先。达摩大师到中国的时期也在志公与傅大士之间。南怀瑾先生说：“唯有志公、傅大士等中国禅，可称为中国大乘禅作略，才有透脱佛教的形式，滤过佛学的名相，潇洒诙谐，信手拈来都成妙话，开启唐宋以后中国禅的禅趣——‘机锋’、‘转语’。尤其以傅大士的作略，影响更大。”

傅大士的名声得到了佛教高僧大德的敬重。如慧和法师者，年末二十已深究诸佛秘藏，讲论无敌。时归依头陀寺隐法师，及隐公将欲迁化，法师乃计谋后事，问：“谁可依止?”隐公答曰：“东阳傅大士自然智慧，深解大乘，可依为师。”于是法师礼谒请为弟子。说明傅大士影响之大。

同元年(535)四月，他回到云黄山。大同五年(539)，傅大士第二次进京。这一次，傅大士在京师住了一年。大同六年(540)，大士辞帝东归。

数后月，傅大士以功德事，重新到京都。这是傅大士最后一次赴京。大士三次到京师，结交了梁武帝，并在京弘法所度道俗不可胜计。使他成为当时佛教中的领袖，成为千佛中的一佛，成为维摩禅的祖师。

创建双林寺

双林寺（摄影：AncientBasalt）

自普通元年(520)，傅大士在双寿树下结庵开始，云黄山下即已逐渐形成二处精舍，但没正式建立寺院。直到他最后一次见到了皇帝，即大同六年(540)，才建议造双林寺，并得到梁武帝的同意和支持，下沼于双梼树旁设寺。对双林寺的创建，有许多说法，徐陵记道：“时还乡党，化度乡亲”，百姓“大倾财宝，同修净福”，乃于山根岭下，创造伽蓝。因此高柯故名双林寺。这一年下半年，双林佛殿建成。佛殿开光后，造了一座九层砖塔。并写了经律l000余卷。

傅大士创建双林寺，正处梁武帝晚年。武帝年事已高，老眼昏花，怠于政事，政刑驰紊，沉迷于佛教但不醒悟。他不敢面对现实，治理国家，老是迁就那些准备争夺皇位的子侄和为非作歹的王公贵戚，惟以佛教为寄托来消除烦恼。傅大士想利用佛法启发他醒悟，告诉他“只有息而不灭”才是真话。武帝却认为未免流俗。傅大士又劝说：“天下非道不安，非理不乐。”也就是说“道”和“理”是不灭的，少不得的。但是梁武帝并不理解和醒悟。于是傅大士就发出“若息而灭，见苦(虽)断(犹)集”的感叹。也就是说一切是非都不管，那么社会就要沉沦到无边的苦海中去了。傅大士知道要依靠梁朝的统治阶级，已不可能普渡众生，只得还乡依靠双林寺进行弘法，解救东南一隅处在苦难中的百姓。

大同十年(544)，傅大士把佛像经文，交给佛教信徒，又把屋宇田地资生什物全部捐出来为寺院所有。家资房屋捐舍既尽，没有住的地方，他就另搭了一屋立身。夫人妙光也自己建茅草屋立底。他们没日没夜地劳动，过着清苦的生活。

双林寺由傅大士开创，高僧辈出，终究名扬天下，隋朝号称“天下第三，江浙第一”。宋朝时被钦定为五山十刹第八，香火久盛不衰。

双林寺傅大士殿（摄影：AncientBasalt）

三教合一的倡导者

三国南北朝时期，意识形态由儒入玄，由玄入佛。傅大士生活在佛教寺院最盛的时期。经过佛经的大量翻译，渐渐进入一个中国化的过程。日本学者忽滑谷快天指出：“梁武帝时代，僧副、慧初等，息心山溪，重隐逸，小乘之弊犹未能去。独傅翕超悟大乘，出入佛老，感化及于后世禅教者，翕一人也。”说明傅大士在佛教中国化过程中的作用。佛教要中国化，离不开中国本土的“道”和“儒”，尤其是儒学影响很大。南北朝时范缜的《神灭论》，坚持“形神相即”，与佛教“形神相异”对抗。所以佛教要在中国落地生根，难度是很大的。梁武帝用行政命令宣扬佛教，给佛教大开方便之门。不过即使如此，佛教要发展也离不开中国文化的儒、道之根基，要和他们互相融合，互相吸收。傅大土第一次上书皇帝，即提出上中下三善，即治国的三种对策。所谓上善般若(佛)、中善“儒”、下善施政，也是基于当时实际情况出发。

傅大士创导三教合一，楼颖著的《傅大士录》中也讲得很清楚：

大士一日，顶冠、披衲、趿履。帝问：“是僧耶?”士以手指冠。“是道耶?”士以手指履。帝曰：“是俗耶?”士以手指袖衣。遂出。故今双林寺塑大士像。顶道冠，身袈裟，足趿履，仿此迹也。

南怀谨先生说：“傅大士以道冠、僧服、儒履的表相，表示中国禅的法相，是以‘儒行为基，道学为首，佛学为中心’的真正精神，配上他一生的行径。等于是以身设教，亲自写出一篇三教合一的绝妙好文。”

儒学是人世的学问，以做人治世为目的，便以“格物、致知、忠诚、修身、养性、齐家、治国平天下”为己任。至于学佛修道也离不开人世间，而且这是做人立身处世的基础，但是没有佛家的慈悲心肠是不能容物的。“有容德乃大，无欲性则刚，”德大至刚是一位金刚菩萨了。至于道家讲清净无为，宁静致远，理论少而智术多，没有道家的脑筋，很难制服一些混世魔王，他们从无为中显现有为，利于逆取，所以人们说：“开国以道，治国由儒。”这些都是“世间法”，而佛家是要出世的，要了脱生死，超凡入圣。所谓三教合一，是指要有佛家的居心，用道家的智术和儒家的论理，才不会走入偏激的途径。傅大士时代形成的中国文化，千百年来一直支配着中国的社会和中国人的意识形态。宋朝王安石作宰相，他的厅堂里挂了一幅傅大士的画像，上面有佛印禅师题的一首赞诗：

道冠儒履释袈裟，和会三家作一家。

忘却兜率天上路，双林痴坐待龙华。

从这里，我们可以看出，傅大土合并三家为一家的主张，在我国历史上，确曾发生过重大的影响，甚至是我国传统文化精髓中的一部分。